《我11》剧照
电影主人公王憨的身份不光只是一个历经文革而成长起来的少年，他的家庭背景是下放山区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热爱油画，尤其喜欢印象派的画风，王憨实际上是文革知识分子的“继承者”，他的父辈着力培养他的油画爱好，专门带着他野外写生，送给他老同事留下的世界名画册，实际上是在培养王憨的源自自然的审美能力、独立的个人判断、精英的观察视角。身为失意知识分子的父亲，把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更力图把自己的精英意识来传递给下一代，接续自己在乱世中坚持的价值、气节、道义。
时值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王憨父辈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老去，失意的壮年一去不复返，彭湃的“新时期”闯荡而来，激荡的社会框架接近弥合。而王憨一辈人到中年，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和主力，掌握了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主导了社会的发展走向和价值观念。这个意义上，电影塑造王憨这一角色的意义实际上就有为当下社会主体代言、对文革表态的特殊意义。为文革招魂，实际上就是为王憨一代人找寻对于文革的判断和定位，就是直面以王憨为主体的社会大众，并质问文革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和可能，就是把踩着文革尾巴的历史亲历者的记忆唤醒，争取反思与讨论的发生，就是用精英意识传唤迷醉不醒的知二代、重孕本世代的知识分子认同。
电影中，被组织派遣到三线建设上的知识分子们，内心有极大的郁闷，他们在工厂里发挥不了作用，生活艰难无趣，非常想回到家乡上海，渴望曾经的自由生活，这一主题是对《青红》的延续;同时，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了社会大众习惯认同的一种结论：文革使人的生命被践踏，人的本质被异化，而这种老调重弹的主题认同感主要由于电影表达手段过于陶醉于温情和回忆，而使社会批判的深意和新见未能崭露头角。反思的继承知二代：血渍与遗精的文革记忆。
作为继承者的王憨们，似乎因为面向文革时反思的缺席，而极大削减了这场招魂仪式的魔力。庄严仪式的舞台被搭建完成，王憨们却放弃了精英意识的叙述角度，转而委身于知识分子的乡情与意淫之中，这在力度和色彩上都与严肃主题下招展的旌旗难相匹配，而且仅从残酷青春来解释这部剧作，似乎又是把王小帅的作品推向了同义重复的才情穷途。毕竟，即使是少年也要长大，即使是记忆也应反思，即使是咒骂也应成熟，即使是遗精也应内涵生理以外的昭示，这才是文革结束46年后的人们的期待。况且，这部电影的“知二代”的回忆叙述角度实际上又是在为60、70年代人在做代言，如果像这样用少年懵懂的视线遮蔽了残酷的革命美学和冷静的反思深度，那这段回忆与若干年后90后、00后老去时，以过来者身份叙述商业大潮裹挟下的当下现实的懵懂与“接受”，那效果上、意义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作为美学或者电影评论的角度，我们大可以一种失望的不屑转过头、把这部电影抛却，但是作为文革亲历者、或者亲历者的后代，我们中的每一个也许都还有一种忧虑、一声太息、一皱眉头。不错，不愿看到历史的缺席，不愿看到价值的捉迷藏，不愿只是面向记忆而忽略自我。
直面自我，才是应有的勇士姿态，才是面向这段毫不轻松的历史的姿态，当然，这部电影也不是忽略了自我，自我时刻都在，但借是一种偷听的耳语来呼应画外音——-------影片对于谢家变故的叙述是条暗线以王憨“偷听”来的三场谈话组合出来：一场是邻居围坐在一块谈论的只言片语，提出情况;一场是澡堂几个小伙子的私下谈论，说明原委;一场是谢家躲雨时王伯驹和老谢的谈论，确认事实。剧中的几场关键戏都是这样偷听来的，保证了11岁视角的绝对性。但是，这种自我的本质还是把60后建构成了一个永远11岁的懵懂少年，这使讲述者的极富磁性的画外音毫无力度、失却沧桑，如果他仅仅对于历史表态为“你生活的轨迹不会因为你的遐想而改变”的话。原来历史沧桑的风与血没有使知识分子的儿女们理解并思考父辈们的挣扎与乡情，轮到他们讲述文革的时候，那不是一段历史，而是一份童年。如此种种，读者难免感到压抑和不解，观点的不在场使那些精心排布、精确复原的彼时彼景空构其壳、而失却了灵魂。在不得不妥协的时候，电影只能搬出童子附身的一招来结尾了，而童子背后，有更多需要关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