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言又止 压抑叙事
《我11》剧照
影片的最主要线索是1974-1976年之间发生的一段青春往事：一名11岁的小男孩王憨用自己的眼睛亲历了一桩杀人事件，最后使那个因仇恨而杀人的男人被正法，像《青红》一样是发生在一个小城镇上的三线厂故事，但“充斥着懵懂的性、无法释怀的情感甚至死亡”。但是，这条最为显眼的红线却不是本片的真正高潮所在，或者说本片本身就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高潮，电影情节的两条线索应该同时关注：
首先，作为叙述背景，主要讲述了少年王憨告别儿童期进入青春期的成长过程，他与父母及伙伴的关系，对少女觉红的性幻想完成了他的梦遗仪式，这一层面是最“王小帅”的青春电影风格，同时也是电影最为用心营造的结构空间，全片前四分之一都在聚精会神铺陈时代背景;其次，影片的主要情节就是，从王憨的耳听和经历来讲述谢家的悲剧：下放山区的知识分子谢福来为了回上海，拿自己的女儿谢觉红做交易，女儿却被革委会领导强奸，哥哥觉强为了维护妹妹的尊严，杀死强奸犯并放火烧工厂，最后被捕枪毙。
影片十分用心地复原了文革后期一个少年该有的童年生活：满墙壁的标语，中国之声的广播，从视觉到听觉渲染出文革的氛围。而对王憨学校家庭生活的细致描述，让前半个小时的剧情充满了怀旧感：小平头、红领巾、斜跨布包、二道杠、胸口挂着钥匙——小学生王憨的一身打扮是标准的“小赤佬”;课堂里教唱的歌曲，还有喊着口号的广播体操，夹在书中的烟纸，男生爱玩的玻璃球，若干童年游戏的闪现都能触动岁月流逝的敏感神经;小伙伴之间的分分合合吵吵闹闹，想买东西不如愿的时候不吃饭跟父母斗气，大人围坐在一块乘凉闲谈以消遣，周围孩子玩捉迷藏游戏，这些生活画面都是影片全面铺陈故事背景的努力。彼情彼景，情动情牵。
而另外一方面，作为王小帅“残酷青春”的事件惯例，谢家承担了这种深切的悲痛：杀人犯谢觉强和被侵犯的谢觉红兄妹即是王小帅割舍不掉的悲情人物形象。谢觉强杀死革委会干部老陈可以看做是对时代和制度发起的反抗，但是象征着反抗制度的工厂纵火却被天降大雨扑灭，同时在现场被捕，最终以“反革命杀人纵火罪”换来一颗子弹。与哥哥的冲动相比，妹妹谢觉红从头至尾都是沉默的，是对时代的隐忍，她隐忍着制度对她的强暴，她无力反抗，面对生存她只有选择坚强。这种坚强的无奈是一种大悲哀，属于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的悲哀：面对革命美学的暴力凌辱，要么选择任人宰割，要么选择忍辱而活。比王憨大五岁的谢觉红与电影《青红》中青红角色颇为相似。
影片开头时叙述者用深沉的音调说道，生在某个家庭、某个时代，不会因为遐想而改变，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并尊重它。王小帅在影片中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和呈现都基于这种格调之下——电影为我们用浅淡的电影语言叙述了这场无果而终的文革招魂仪式，并最终以妥协姿态为这套高开低走的“广播体操”收起手脚、束缚口舌，而这一切都在素描般的灰白下描写成型，也在压抑的语调中叙述出来。
电影中处处的欲言又止可以用主人公的彼时彼岁的心智解释：对世事懵懂，对自我关注，对环境服从。但是，根本来说，电影还是一位60后的亲历者在回忆当年的11岁，仅仅在开篇大讲对历史的“接受和尊敬”，而此后纯粹是记忆的复原、破镜的弥合，而不带任何价值判断，甚至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叙述忌讳，显然是压抑了时间的历史作用和叙述者的主观感性。也许可以说，这种叙述效果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观察对象，也就是“再现的研究”。或许因为广电审查制度的高压线使导演无法尽抒其情、尽净其爽，但是，这种后见的理解除了给予影片些许宽容外，只是留下更多无语或者叹息。
少年视角一方面限制了言说方式和叙述力度，但是，电影的话语本身的内容使它本身选择了少年视角，这样，无论如何，少年视角也不应该是表意不彻底、美学不爽快的借口，永远长不大的11岁又无法原宥历史的伤痕带来的无限压抑。
文革叙述的不完全、第一人称表态的不彻底已既成事实，凝结为批评者赖以养活口舌的谈资，即便是在最大的宽容下关照这种叙述，美学的牺牲、表意的浅显也已然成为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近似于儿童文学的文革叙述的格拉留斯之踵。或者应该更多站在现实无奈的反讽下，继续这场文革的招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