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
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到皇宫中，使皇宫及皇家园囿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为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在中国，皇宫及其园囿是拥有钟表最多的地方，帝后则是钟表最为重要的消费群体。
对于皇帝们而言，钟表既是计时器，又是陈设品;既是高档实用器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故千方百计搜求网罗。受其影响，各种各样的钟表通过众多途径汇聚于皇宫。讲到宫中钟表的来源，最主要的当属进贡和采购。
随着清代对外交往的扩大，不断有外国使团到中国。在选择送给皇帝的礼品时，往往颇费心思，而钟表既能代表当时的技术水平，又能引起皇帝的兴趣和注意力，所以往往成为礼品的首选之物。
这方面以俄国最具典型性。比如萨瓦·卢基奇·弗拉季斯拉维奇到中国时送给雍正皇帝的几块表中，一只镶宝石的金表，内有女沙皇的珐琅质像，英国制造，值1600卢布;另一只土耳其式金表，700卢布;一只英国挂钟，能鸣钟报时，能奏十二支曲子，上有彼得大帝像，钟上面有一只水晶球，700卢布;一只法国制镀金铜挂钟，400卢布。
同时，欧洲其他国家派往中国的各种使团也多以钟表作为礼品，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乾隆时期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据当时参加使团的英方人员回忆，英国方面在选择礼品上相当谨慎。在这些礼品中，“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这是一架复合天文计时器。它不仅能随时报告月份、日期和钟点，而且还可应用于了解宇宙，告诉人们地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小部分，这件钟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此外，礼品中还有一个八音钟，除计时报刻外，还能奏出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是由伦敦机械师乔治·克拉克制造的，当时价格十分昂贵。这些礼品，包括钟表都直接进入清宫，成为宫中钟表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到重大节日或帝后的寿辰，各地官员都要进表纳贡以示祝贺，所贡物品以地方的土特产品居多，当然也少不了所谓的祥瑞之物、奇巧之器。清代宫中的钟表有许多就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
皇帝们对西洋钟表的需求信息通过采办官员及中间商人反馈给西方钟表业。精明的西方钟表制造商看准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为倾销自己的产品，他们施展其高超的技艺，研究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制造了大量适合中国审美观念，专门销往中国的钟表。西方钟表业对中国皇帝需求和中国风格的主动迎合，为置办的官员和商人提供了便利，加速了西洋钟表向清宫的流动。
通过这些途径，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到皇宫中，使皇宫及皇家园囿成为钟表最集中的典藏地，皇帝成为拥有钟表最多的收藏者。数量众多的钟表之所以源源流入清宫，与帝后们对钟表的需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皇宫及其园囿是拥有钟表最多的地方，帝后则是钟表最为重要的消费群体。
时间和度量时间的计时仪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常常将时间、计时仪器与皇权、为政之道联系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在宫中交泰殿和皇极殿中放置的体型巨大的自鸣钟便被清代统治者看作是重要的礼仪用器，甚至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成书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也将钟表作为重要礼器收入其中。当然，能够被列入礼器的钟表还是少之又少的，绝大部分的钟表是作为日常用品使用的。
宫中收藏的钟表主要是用于宫中及园囿建筑内的陈设。钟表陈设分常年性陈设和年节陈设，前者基本是永久性的，钟表摆放在一个地点后基本不再移动，而后者则是临时性的，只逢年节陈设，以烘托节日祥和喜庆的气氛，年节过后则收入内库。雍正时期宫中钟表的陈设已经相当普遍，举凡重要宫殿皆有钟表用以计时。内务府档案中提到陈设有钟表的宫殿有：宫中的交泰殿、养心殿、承华堂;畅春园的严霜楼;圆明园的蓬莱洲、四宜堂、万字房、含韵斋、事事如意、闲邪存诚、勤政殿、九州清宴、莲花馆、西峰秀色、紫萱堂等，从中可以看出，宫中和圆明园是陈设使用钟表最多的地方，这与雍正帝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有关。乾隆时期，钟表数量骤增，宫中及园囿钟表的陈设密度加大，一间房子陈设多件钟表是很平常的，据清宫《陈设档》记载，仅宁寿宫东暖阁陈设的钟表就有16件之多。
在陈设钟表时由于每件钟表因其类别、大小不同，在宫殿中都有相应的位置。如筒子钟多对称倚墙立于门旁，既符合中国人凡物讲求左右对称的习惯，又使颀长的筒子钟有安稳感。隔断墙表自然是围墙而设。挂瓶表多在墙壁上，柱子上陈设。即便是同类钟表，因大小之分，所摆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以最普遍的座钟为例，大型座钟随钟架放于地面;中型座钟多在桌、案、条、几上;小型座钟置于炕上，宝座旁或窗台上。另外，有些钟表的陈设具有相当强的季节性，如风扇钟。清朝皇帝以机械风扇作为祛暑引风用具之一，夏季宫殿中多有陈设，处暑之后则收入库中。
皇帝离开皇宫出巡到其他地方，自鸣钟处都要派太监携带钟表随侍。与此相对应，皇帝乘坐的交通工具内如御用车轿、舟船、马鞍等都安设有钟表。轿子是皇帝最常用的代步工具。由于轿中空间的局限和行进中的颠簸，座钟不适合在车轿陈设。车轿陈设表大概有两种，一种形制似怀表，但较怀表大，有环可以悬挂;另一种是挂瓶表，可以固定在轿子内壁上。御用舟船陈设的则多是座钟。皇帝乘船时由太监搬出安设，到达目的地后再由太监收起保管。皇帝的御用马鞍一般都装饰华美，饰有各种宝石，有的在鞍的正面中央嵌小表。乾隆四十一年北鞍库存“上用马鞍”中的二十七副镶有钟表，其中二十三副是造办处制作的，四副是大臣进献的。马鞍上的钟表平时并不随鞍存放，而是由做钟处收存，需用鞍时再由做钟处派员前往，随用随安。
自鸣钟不但受到皇帝的喜爱，同时也为后妃所热衷的陈设品。因此赏赐后妃钟表是常有的事。如道光元年二月初八即令太监从库中取挂瓶表壹对赏给皇后。清代后妃生前拥有的钟表数量相当可观，如乾隆帝的一个妃子的遗物中就有钟三架、大小表十个、冠架表一个;嘉庆皇帝的一个贵妃竟拥有钟九架，戒指表一个，表二十七个。钟表在清宫的普及程度令人讶异，这从故宫现存的大量表套也可以得到证明。在清晚期用于装盛随身佩戴各种小物件的成套活计中，表套已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了，这些表套有金、丝织品之分，纹饰多种多样，大小规格不一，精致得令人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