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鲜浪潮，我大概还停留在那个水平。”黄伟杰说。在导师陈庆嘉的帮助下，黄伟杰将剧本修改多次，但连陈庆嘉也认为这个剧本“不能拍出来”，因为实在有太多“大场面”，“有跳楼、车祸和很多特效，所以那4万块开拍前就花完了。”
但黄伟杰还是把它拍了出来，而且得奖，这个讲述摄影记者职业道德的电影所花费的数目黄伟杰不愿多说，“我没太考虑钱的问题，这个剧本是我写了很久一直想拍的，花多少功夫我都要拍出来”。
对于未来，黄伟杰很坚定：“做电影，不做导演也可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运气做导演，场记、摄像我都愿意做，只有想不想做，没有做不做得到。”
“其实国外很多短片导演都背负债务。”舒琪感慨，但他们依然愿意去做。“如果你觉得没有钱，在一年之内拍不了二十分钟的短片，你可以试试一年拍2分钟的，一年内太忙太穷拍不了，那就两年内拍，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最近，黄伟杰得到了一个拍摄正式的长片的机会，他很珍惜，“不过现在这个计划还是个秘密”。他的脸上洋溢出掩盖不住的快乐。
我在做第一届鲜浪潮时就告诉自己，这个至少要做十年才有起色，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资源和力量去继续做这件事。”
“我惊讶于鲜浪潮的水准，很多不是电影行业的人却可以做得这么有专业水准。”在颁奖礼上评审叶月瑜说，她强调自己完全没有恭维之意，而是实实在在被参赛作品震撼到了，“他们只有4万块钱，也没有太多人脉资源，但他们的出品与那些有资金有网络的行业内电影没有分别。”这句话让杜琪峰何等安慰，从第一届采用“授课式”不成功到现在已经有学生凭借获奖作品赢得金马奖，一切在按照他当时的想法进行：这是个过程，慢慢做始终会有成效。
“我在做第一届鲜浪潮时就告诉自己，这个至少要做十年才有起色，之后慢慢推他们出去，让他们去拍摄长片。”杜琪峰说。
对年轻人，鲜浪潮也许仅仅是个开始，他们也有各自的打算，如黄伟杰立志无论如何都要在电影圈工作的人有，但更多的人持观望态度，或者中间路线。
黄进拍摄的《3月6日》得到了很多好评，这是个发生在一家饭堂里的故事，六个演员面对面坐着，演出了一场“警察和示威者录口供”的戏码，没有太多背景，没有太多动作，就是靠语言、眼神、镜头的推进和故事节奏来表达冲突，这对一个刚刚毕业的电影人来说实属不易。
“对我来讲，香港是我长大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想做更多关于香港的地区性的电影，但现在香港社会的大制作电影都不会用这样的题材。”黄进分析得很清楚，他说自己虽然对名利没有那么热衷，但拍摄自己想要的电影却需要成本。
“所以我不介意拍摄商业的东西或者去内地拍电影，不一定全部精力都用来做独立电影，通过商业电影也可以多赚些钱，这样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毕竟香港本质是市场在主导。”
“有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就是一种希望，政府和社会应该全面支持，不该只是一两个人的事。”叶月瑜指出，香港目前缺乏公共电视台，而在国外，短片有各自的销路，电影院和公共电视台会购买，但是香港并没有这样的平台，这始终无法培养商业电影之外的电影形式，年轻人也没有学习和发展的渠道。
叶月瑜还认为政府应该多多为学生和年轻人提供无需偿还的电影基金，“可以不用给很多，但是不要让他们背上债务，这不是一种好的鼓励方式”。
舒琪则直言，年轻人应该努力开拓“自己的电影行业”，“现在香港的电影行业已然崩溃，他们就算进入行业后又能如何，这个行业根本不稀罕这些年轻人，行业在乎的是市场和钱，尽管艰难，我鼓励年轻人要有开拓自己事业的心，走出这个循环”。
“我明白杜导演为什么要把颁奖礼做得这样隆重，因为这样可以树立品牌，吸引更多关注，把这个活动继续做下去。”舒琪说。
“我常和太太说，我们无儿无女，将来这些怎么办？我愿意把这些资源和能量都给香港的电影，去扶持这些年轻人。”杜琪峰眼神清澈而真挚，语气平静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