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演艺学院院长舒琪是本届鲜浪潮的一位导师。“导师和参赛者都不一定有很多时间交流，但因为导师都是曾经或者正在电影行业内做的人，可以提供很多经验给年轻人。”舒琪回忆一次和自己本届的辅导学生北京女孩李苗讨论剧本时，发现很多情节设置由于李苗的经验不足而欠缺操作性，“她选择茶餐厅本认为更有香港味道和方便拍摄，但是香港茶餐厅可以借出来拍片的时间很短，而拍片一天的费用都很高，预算肯定不够，有可能因为这个细节导致电影拍不出来”。
在导师方面，杜琪峰可谓用尽“友情牌”，请了一帮好友、徒弟协助担任导师，全部是义务性质，包括陈木胜、林超贤、游乃海、邱礼涛、麦兆辉以及陈庆嘉等等。
“的确，有时候年轻人拍电影面临的困难不只是钱，人脉和经验也许是更大的障碍。”担任评审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叶月瑜，她认为鲜浪潮作为一个平台，给了很多人展示机会的同时也让他们可以真正接触电影圈的人，这样的经验更加宝贵。
叶月瑜和内地导演宁浩以及纽约电影节节目总监RichardPena共同担任评审。“也许因为大家都是有经验的评审，没有给我们太多条框，每一部作品我们都是从1到10给分数，我反复将全部影片看了两遍，以保证不会因为顺序有失偏颇，三人的评点合计后就是结果，非常简单但是公平。”叶月瑜说。
为什么电影一定要看得懂？不需要，我们不给题材上的限制，电影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怎么能够去限制主题呢？
“只有拍出他们内心最想拍的，看看他们真正的才华，之后才可能在这个行业探索其他的可能性。”他说。
Pako拍摄的就是一个卖小吃的人的生活。“我生在石硤尾，对这里感情最深，一直就想拍摄一部本地生活的电影。”Pako拍摄的《天桥上的人》讲述的小吃摊主其实就是香港基层人的一个投射，他们身处基层、力量薄弱，但是肯为一样东西坚持。“拍这个电影也改变了我，让我更了解自己的感受，坦白地去面对自己。”
梁洁伦则探讨了父子、爷孙之间的亲情故事，他在拿奖时泪流满面，“虽然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我身上，但也投射了我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影片里的爷爷催小孙子多吃点菜的话，我奶奶在世时也常常对我说”。
最终夺得大奖的《朝生暮死》从谈论世界末日切入，从香港的政治一路谈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呼吁“不能再冷漠下去，社会要变得更好才行”。
作为鲜浪潮的顾问，舒琪为有这么多年轻的电影人关注社会议题感到欣慰：“电影本身也应该有记录城市的功能。但现在的香港都是商业电影，它很少涉及到城市记录，鲜浪潮里的作品却都是珍贵的记录，他们拍摄自己身边熟悉的事情，也许深度和制作未必成熟，却是独一无二的资料。”
“女朋友不喜欢不是理由，父母反对也不是理由，压力太大也不是理由，真正爱电影的人没有那么多理由，只会去做。”
在颁奖礼上，颁奖嘉宾张艾嘉说：“拍电影就只能够用心拍，专心拍，坚持下来，没有幸运这样的事情，只有努力。”杜琪峰当时鼓掌最为卖力，因为这也正是他所坚持的信念。
“有人会说，我女朋友不喜欢我拍电影，我父母反对我拍电影，这都是借口，真心爱电影的人没有借口，拍电影是件很苦的事，你要是喜欢就会坚持。”杜琪峰扬扬手，高声说。
2010年最佳摄影的得主黄伟杰就是这样一位坚持的“苦行僧”。黄伟杰自小就喜欢电影，“那时候都是看星球大战，好佩服他们做的特效，一直就想自己也能够拍电影”。黄伟杰后来因为成绩和学校的原因，选择了电视新闻专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还是最爱电影”。于是，他萌生了出国去读电影专业的想法。
“几年前到英国读电影一年至少要30万港元。”黄伟杰咋舌道，这对家境不是很好的他来说也算是个天文数字，“可是我就是想读电影。”于是这个香港男孩就玩命工作，那时香港电视记者的收入很低，而黄伟杰竟然一年攒了15万港元，可知他的生活有多节省，他的教授也积极为他奔走，又筹到了10万多的奖学金“最后我终于读到了电影”。
到了英国的黄伟杰，生活依然拮据，“我会去超市买一周的食物，大概20英磅，差不多是其他同学一两顿的餐费”。但他省下钱去看电影，由于英国电影院不限制出场，他精打细算地最多可以用5磅的钱看3场电影，“上午11点，下午2点、5点，非常划算。”
参加鲜浪潮之前，黄伟杰曾因一个短片小小扬名，而这部名叫《变脸》的短片竟然是“零成本”。“那时候确实没有钱，但没有钱也可以想办法。”摄制组只有两人，黄伟杰一人就兼了演员、导演和摄像，这个7分钟的短片在日本、新加坡频频获奖，甚至还卖给了法国的一家有线电视台，黄伟杰把大部分的钱存了起来“留着以后拍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