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任进，是在一次大型时尚活动的研讨会上。这位言谈诙谐幽默、对珠宝设计有着独到见解的教授，在台上简短却深刻的发言引发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后来，在翻看我时尚集团旗下杂志时发现，他在为我们多本杂志撰写专栏，用这种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向大家传达着属于他的设计理念。
材质：祖母绿、彩色贝壳、18K黄金
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建党初期的老革命。爸爸出生在上海的国民党监狱里，刚满月的时候，奶奶就在监狱里牺牲了，所以，他的生日没人说得准。他外婆把他从监狱里抱回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后来似乎断了气，以为死了，小席子一裹被放到了山里。到晚上他外婆想念外孙，难过地回山里去看他，不想传来了孩子的哭声。这孩子死而复生了，抱回来后用米汤喂养，艰难地长大。他外婆去世时，幼小的他还睡在外婆怀里。
他11岁就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第一次见到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祖父，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用主席给的“边币”买了学习用具。由于年龄小，被送进了中学部。当时与父亲一起学习的，都是烈士子弟，如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邹韬奋烈士之子邹家华、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彭湃烈士之子彭士录等，他们当中又有很多一起去了莫斯科留学，成了第一批被党派去苏联学习的人。
在苏联留学期间，两件事对父亲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蔡妈妈（蔡畅）指点他学习地质；一是毛主席给他的题词：“开发矿业”。回国后，26岁的他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担任了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
直到1962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已是副教授的父亲被聂荣臻“钦点”到内蒙古白云鄂博。此后，父亲便把自己的滴滴心血和浓浓深情都浇注在了祖国的地矿勘探事业上。20世纪80年代，任华北地热中心主任，为开发地热资源，他十赴腾冲，七进西藏，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被称为“中国地热之父”。
指南针是地质工作人员必备的。我用祖母绿、彩贝为父亲特意设计了一个指南针。指南针的外部铺满了祖母绿，当中是中国地图，就像是父亲踏遍祖国的每一座青山，下部的彩贝翻涌出自然的花纹，象征涌动的地热。而内部的指南针，除了帮他找到地矿，还能让他找到回家的路。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让我充满自信的基因遗传体。
材质：18K金、珐琅
设计特点：认识俄语，是从刘爱琴阿姨教的第一个俄语单词“爱”开始的；认识苏联，是从强大的军事和辉煌的教堂群开始的。爱没有强大的军事作为保护，就会缺少力量，强大的军事如果缺少了爱，也只能是一个空壳。三种记忆合为一体，即为此摆件。教堂群下方的字母可以随意插取，组合成不同的俄语单词。
大概是在1979年，有一天父亲叫上我，说要去一个老朋友家见一位阿姨。见到这位阿姨时，发现她长得高高瘦瘦，特别是鼻子有点偏大，像个外国人，可看上去又有点眼熟。爸爸小声对我说：“这是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啊？那不是被我们从小批判“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的女儿吗？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刘阿姨。这位经历了大苦大难却依然坚强的女性，表现得那么坦然与淡定。那时她刚恢复工作，在国际政治学院教俄语。她，就是我的俄语启蒙老师。
材质：钻石、象牙、18K金
张浩是大革命时期湖南最早的农民革命领袖，是林彪的哥哥，很早就牺牲了。林汉雄是他的儿子,因为受林彪事件的牵连，汉雄叔叔坐了牢，家里也被军管了，没人敢去。我妈妈为人很正直，怎么也不相信他是坏人，经常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看汉雄叔叔的母亲——涂老太太。这位革命老人是在人监视下生活的，基本不说话，眼神里对周围人充满了敌意和警惕。只有我们这些故交的后代去了,她才会露出一丝笑容。每次都要做肥肉给我们吃，搞的那些经不起油腻的肠胃每次都闹。除了有好吃的还有电视看，在那个年代不能不说是奢侈。那台久修不好、久打不坏的前苏联红宝石牌电视，虽然每天上映的只是新闻联播和样板戏，但对孩子们来说还是兴趣不减，看完了电视就住在他家。汉雄叔叔的妻子是新四军军长项英的女儿。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我正住在他家，来了一个又黑又壮的大个子。项阿姨跟我说，这是林叔叔，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可能是多年住单人牢房的原因，他回来后，三天三夜没睡觉，只是不停地说着什么。汉雄叔叔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不光在工作岗位上出色，而且打的一手好牌，打的一杆好桌球。
在我幼小的印象里，他的身材像大象一样魁梧，而且火气十足。不记得他抽不抽烟了，但我为他设计了一个象牙的烟斗作为纪念。
材质：925银
工艺：錾刻
设计特点：茫茫的雪地上，两颗远离的心渐渐靠近，交汇，相融，都是因为爱情。
叶莲娜教授——“哪首歌不是关于爱情？”
叶莲娜·米哈伊洛芙娜是我在语言学院读俄语时的外教，她一句中文都不懂，除我之外，其他同学几乎都是一句俄文都不懂。我仗着自学的基础和词汇量，加上学过英语，所以成了全班的翻译，受到外教格外的重视。这个老太太，是时任苏联教育部副部长的女儿，属于高干子女。我经常作为翻译陪她买菜，所以过圣诞的时候也被她请到家参加晚会，那时在座的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那晚，每个人都要出节目，我带了吉他弹唱了一首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所有外国同学一致喊好。叶莲娜问我:“这歌很好听，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爱情的。”叶莲娜冷冷地看着我，说：“哪首歌不是关于爱情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当时把我给噎住了，事后想想，这话不无道理。而且它再次证明了，一个民族的词汇，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
